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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會——近代上海經濟繁榮與城市發展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

就上海而言,之所以能夠在近代短短數十年中迅速崛起為一個國際大都會,在許多方面都與商會有著些許的聯系




1902年上海商業會議公所的成立,可以被視作是上海歷史變遷中的一個重要裡程碑,亦象征著中國經濟近代化翻開新的一頁。自上海創建商會開始,商會不但成為政府與工商界的重要溝通平臺,也使工商業的行業自律與各業之合作進行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。自上海之有商會始,在政府倡導下,全國各地紛紛建立瞭商會,對中國經濟社會之發展起到瞭重要作用。到民國初年,商會不但成為中國社會中最重要的法人社團,也在中外交流中扮演著關鍵角色。就上海而言,之所以能夠在近代短短數十年中迅速崛起為一個國際大都會,在許多方面都與商會有著些許的聯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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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會如何登上歷史舞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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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晚清重商大車專用行車紀錄器主義氛圍下,清政府到1900年之後也開始認識到中外商約談判的重要性。當時外國政府在對華談判時與其本國商會高度合作,中國則缺乏此種官商溝通機制。因此,當1902年初盛宣懷奉命到上海來與外國人談判時,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要趕緊成立中國人自己的商會。因為如果沒有商會,政府對各個行業的狀況缺乏瞭解,在對外談判中信息不對稱,於國、於商均不利,故盛宣懷到上海不久,便大力勸導各業紳董迅速組織上海商業會議公所,這便成為中國最早成立的商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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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商會首創之後,1903年,清政府派員對上海商業會議公所進行瞭考察,肯定商會的價值,並打破前規成立商部。商部一成立,就將勸導各地成立商會列為首要之事,《商會簡明章程》也迅速被制訂出來並頒佈。1904年,上海商業公議公所改名為上海商務總會,成4G即時影像行車紀錄器為全國各地組建商會時的學習榜樣。這種官商溝通的新平臺在隨後幾年迅速從上海擴展到全國,甚至連邊陲之縣城、或基層工商集鎮也都開始出現商會組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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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會成立雖然有官方倡導的背景,但是無論是經費籌措,還是內部管理,基本上是商人自治性質,政府基本上立於監督的地位。維持這些機構顯然需要經費,要政府一下子負擔那麼大的費用也吃不消,因此,類似於晚清大型企業創辦時的“官督商辦”,商會則采取官倡商辦的模式。對於政府來說,有瞭商會,官員們與商人打交道顯然更為便利,交易成本也更為節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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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早中國成立商會,顯然與經濟民族主義有關,當時的報道曾反復強調國人在“商戰”中要防止局勢被洋商操縱在手,商人應該協力抵制。在這方面,當時官商想法其實是一致的。第一屆商業會議公所總理是嚴信厚,他與盛宣懷非常熟悉。他曾經講過,成立商業會議公所,就是要把商界的聲音集中起來,溝通上下,讓政府在對外談判中知道商界的一些要求。因此,剛開始的上海商會主要是在對外商業談判為政府提供咨詢意見。後來商會承擔的角色,不僅僅是對外,也包括對內。比如說在很多事情上,當政府需要商界的協助時,便會首先想到商會,民國成立後,各屆政府曾經在財政、稅收、新興產業倡導等多方面都得到商會的幫助,這也使商會擁有瞭其他普通社團無法比擬的地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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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業自律的近代化標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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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工商業健康之發展,始終與行業自律制度分不開。在傳統時代,有悠久歷史傳統的工商業會館或公所,是這種行業自律的關鍵建制。不過傳統工商業通常是按商幫組織起來的。在一些地方,為瞭加強各行幫之間的合作,商人們也有可能創建集體商業組織,這種組織通常是以聯盟性會館的形式被建立起來,如清代重慶曾經有過的八省會館。上海開埠前後,已經存在各種按地域或行業組織起來的會館、公所,但缺乏聯合組織,當上海超過蘇州、寧波等商埠,成為中國東南最重要的商貿中心時,工商社團仍是比較松散狀態。因此,1902年上海商業公所的成立,使上海工商界進入一個新的時代,一個強調合作與共贏的時代。行業自律也開始超越業界,並且有瞭更規范的要求,在此種背景下,上海工商業的發展勢頭更加迅猛。更為重要的是,這種合力在面臨中外經濟競爭時顯得尤為關鍵。如前所述,商會的成立就是與晚清商約談判緊密相關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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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商業會議公所剛剛成立時,其實帶有很濃的各行業會館公所聯盟性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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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從當時的會員名錄中可以發現,代表各商業行幫的合幫會員在早期占很高比例,當然到後來代表新興工商業、以工廠商號名義加入的分幫會員數量越來越多。從這裡也可以看出上海經濟發展的大致脈絡。正是由於工商業有新舊之分、大小之別,不同行業也可能存在利益交集,因此,商會這種跨行業的整合性自律組織地位就日益重要。商會能夠協調商界不同聲音、不同利益,這點對於上海的發展亦極為關鍵。上海後來成為中國第一通商口岸,與商會的這種協調整合力有密切關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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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然,商會的前後變化也頗大,但在行業自律方面扮演的角色是一貫的。由於商會的引導與監督作用,上海工商業的發展總體而論是從中受益匪淺的。政府當然也可以監管,但有時成本太高,面對政府各種管制政策,無良經營者總是會想出各種應對辦法,因此,行業自身的內部約束與規范就極為重要,這不但可以減輕許多社會成本,對於秩序、創新也很有利。商會的存在,就使得上海工商界不但能在更大的范圍內共享資訊,競爭合作也會更加有序化進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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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會的成立,可能也標志著行業自律的近代化。此前傳統同業組織的自律行為,常常是建立在行業慣習的基礎上,一些規定未必符合工商界整體利益,或裁判處罰的做法過於嚴苛,與現代法制不合。上海總商會在1913年就開始設立商事公斷處,對爭議各方以息訟和解為宗旨,減輕司法行政壓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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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對來說,商會後來規定的商事仲裁條例,不但有法律依據,其運用過程也更符合近代商人的一些訴求。正是由於商會在行業自律方面有其獨特的權威性,因此,民國時期各屆政府在起草頒佈與工商界有關法律時,也往往會與商會再三磋商,後者也往往能代表工商界向政府陳情提供專業意見,使得法律制訂更符合工商業界的整體利益。為規范商會事務,民國時期中央政府先後頒佈瞭幾次《商會法》,這不但保障瞭商會的地位,也使商會主導的行業自律活動有瞭更為完善的政策準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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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上海商會來講,其自身建設也越來越健全。到1916年,上海總商會議事廳落成,這幢漂亮的建築後來成為最重要的上海公共空間之一。1920年上海總商會商品陳列所大樓建成,來自全國的各種物產商品有瞭一個佈展陳列的地方,許多展覽會也在這裡舉行。同時,總商會亦開始辦起自己的圖書館與雜志,創建為工商界舉辦的公益性商業學校,對青年職員或學徒進行文化教育與專業訓練。商會人事制度從一開始就有很強的民主色彩,如會長與重要職員的選舉,從早期的投黑白子表決,到後來的選票制,都有章可循,程序較嚴格。民國時期上海商會會長的選舉競爭往往非常激烈,其實這也說明其程序有一定公正性。商會運作的制度化,是其後來獲得廣泛社會聲譽的保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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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作為一種社會紐結的商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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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近代上海民眾眼裡,無疑上海商會是最有信譽的社會團體之一。這種認同,自然是與商會成立多鏡頭行車紀錄器影片後的社會作為有關系。商人如果隻顧自己圖利,喪失社會責任意識,民間自然對其無甚好感。就晚清民國時期的上海歷史來看,上海總商會不僅是工商界的自律組織,它也成為近代上海重要社會樞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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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一例來講,在民國歷史上,北京、天津、漢口等大城市都發生過嚴重的兵變,這些騷亂對金融市面與社會秩序破壞甚烈。不過,作為全國最重要的商業都市,上海並沒有發生過此類嚴重的兵變。其原因雖然很復雜,但是商會的存在及其挽救秩序的行動,是上海轉危為安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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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們對北洋軍閥時期社會的混亂都有一定瞭解。然而,不同的地方,面臨相似的軍閥武裝沖突,或同樣有派系軍隊駐紮經過,其結局卻各不相同。有沒有負責任的社團或代表出來承擔這種與軍人交涉的事務,或承擔一些派勒負擔,所產生的後果各異。各地的商會在這種情勢下,便扮演瞭極為重要的社會責任團體的角色。在這方面,上海總商會的地位尤其突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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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時期,上海也曾經發生過幾次戰事,每次打仗市民都很焦慮。這個時候人們可能面臨三種危險:首先是許多戰爭難民的出現,如果他們得不到救濟,社會秩序就會出現問題;其次,參戰各方都有逃兵,失敗者更會出現許多潰兵,這些武裝兵士如果湧到城裡,無序行動,市面肯定要混亂不堪;再者,上海有租界,外國人一直想擴大租界邊界,每次出現戰爭混亂,都有可能導致外人越界行動,甚至將管轄權延展到華界。在這種情形下,中外人士共同認可的上海總商會,便成為協調各方的重要機構,商會也成為可以調配各種資源保護秩序的組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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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1924年的江浙戰爭便是一個顯著例子。戰爭爆發前,經由上海總商會與江浙其他重要商會的調停,江浙兩省簽訂瞭一個“和平條約”,這個條約使戰爭延遲一年爆發。戰爭開始後,總商會不但承擔難民救濟責任,而且負責籌措大筆經費以安頓遣散潰兵,避免瞭嚴重的兵災。6000潰兵能迅速被安置到不同的收容所,收繳其槍械,並且緊急調運輪船將潰兵北運,沒有商會的支持力量是很難做到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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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上海商會在秩序挽救方面的作為當然不僅收容潰兵這一件事。每次上海面臨各種秩序危機,商會都會出來斡旋解決,減輕損害。如晚清民國時期,上海曾經出現過幾次非常大的金融風潮,如1910年的橡膠股票風潮,1921年證券交易所瘋狂投機熱潮導致的信交風潮等等。每次發生這麼大的金融風潮,如果沒有商會與錢業公會、銀行公會這樣的機構出來協調解決,並承擔責任,可能市面敗壞迨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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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,上海是國際通商大埠,中外人士雜居一城,租界、華界又毗鄰交錯,矛盾自易滋生。1904年上海商會總會一成立,便面臨要調解因為俄國水手殺死寧波車夫周生有的重大交涉事件。次年更發生嚴重的大鬧公堂案與抵制美貨風潮,商會對這些事情的處理都直接與社會秩序攸關。到“五四”以後,民族主義浪潮湧動,商會就處在風口浪尖。一方面商會要擔任社會救濟的責任,另一方面,工商界自然不希望秩序完全失寧,市面出現動蕩。例如五卅運動中,上海總商會就與上海總工會合作籌措到三百餘萬的款項,解決罷工工人救濟難題。這種行動,不但使運動得以實現,亦使得秩序能夠保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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縱觀二十世紀上半葉的歷史,商會在上海城市發展中發揮著獨特的作用,當然不僅在於溝通政府與商界、行業自律、社會秩序、責任承擔等方面。其他如制度創新、技術移植、社會教育,風俗改良等等,商會也扮演著重要角色。如果我們打開當時的檔案或報刊等資料,隨處可見相關史實記載。上海總商會的歷史故事,相信對於今天經濟社會的發展有一定借鑒意義。


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,本文根據作者在東方講壇·文化上海系列主題之“風從海上來——近代上海經濟的崛起之路”系列演講速記稿整理而成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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